孩子，每个人都会走弯路。

作为一名少年审判庭法官，我见过太多“走弯路”的孩子，有的因一时冲动触犯法律，有的因家庭缺位迷失方向，有的被贴上“问题少年”标签后愈发沉默。所谓“弯路”，不过是青春里一段未被正确引导的探索，而法官的角色，从来不是站在高处审判，而是蹲下来，陪他们找到回家的路。

【故事一】一场“失败”的法治宣传

去年六一儿童节，院里组织“法治进校园”活动，我们来到了一所乡村小学。在此之前，我们的普法对象多是城市中小学的学生，他们思维活跃、表达流畅，甚至能针对“正当防卫边界”“网络言论责任”提出犀利问题。我习惯了这种“你来我往”的互动，自信能把法律讲得既有深度又有共鸣。

但当我站在那所乡村小学的讲台上时，意外发生了。

教室里的孩子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前排几个女生低着头搓衣角，后排男生盯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。我照例从“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”讲起，抛出问题：“如果看到同学被欺负，该怎么办？”

沉默。

我提高音量又问了一遍，终于有个瘦小的女生小声说：“说了会被报复的，老师不管吗？”

我愣住了……

这不是我熟悉的互动，孩子们没有对法条的好奇，没有对案例的讨论，只有最真实的恐惧与无助。课后，教务主任悄悄告诉我：“这里的孩子父母大多外出打工，有的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平时在学校受了委屈，回家也不敢说。他们不是不想勇敢，是不知道勇敢能换来什么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翻出准备好的“精英式”普法课件，删掉了所有“高深案例”，重新梳理了乡村常见的法律问题：留守儿童监护缺失怎么办？遇到校外人员勒索如何保留证据？被父母辱骂算不算家暴？第二天，我带着新课件回到学校，不再是“我问你答”，而是坐在操场的台阶上，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，有人说奶奶生病了不敢请假，有人说总被同学笑话，有人说想给妈妈打电话但怕她嫌烦……

后来的课上，我带着新课件回到学校，先花半小时和他们聊天，聊家里的老人、聊学校里的小烦恼，再慢慢引入法律知识：“如果遇到同学欺负你，可以先告诉老师，也可以找我，法官的电话24小时开机。”

法官，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，而是陪伴者、引导者，是那个在孩子跌倒时伸出手，说“疼吗？我们慢慢爬起来”的人。

【故事二】一个“失望”的庭审

今年春天，我主审了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。被告人小鑫（化名）站在被告席上时，我看着起诉书上的姓名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熟悉的面孔。一年前，我审理过一起相似的盗窃案，被告人也叫小鑫，同样是多次潜入商铺偷窃手机和现金。

开庭前翻阅卷宗时，我以为只是巧合，同名同龄的少年，不同的案件细节。但当小鑫被法警带上法庭，抬头望向审判席的瞬间，我一眼认出了他，那双眼尾微微下垂的眼睛，那种低头时习惯性咬嘴唇的动作，甚至他站姿里藏不住的局促，都和一年前一模一样。

法庭教育环节，我开口第一句说：“小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法庭里很安静，书记员的手指停在键盘上，公诉人抬眼看过来，小鑫的身体明显抖了一下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眼眶迅速红了，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领口上，却始终没发出声音。

之所以在开庭时直接点破“再次犯罪”的事实，是因为小鑫的卷宗里藏着让我揪心的细节：一年前第一次被判缓刑后，他回到学校不到两个月就辍学了，监护人（爷爷奶奶）因身体原因无力监管。而这次盗窃的动机，卷宗里写着“想给生病的妈妈买药”。

我问小鑫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除了偷，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？”

小鑫抬起头哽咽着说：“我……我后悔。上次出来后，我本来想去打工，但没人要我，我妈病了，我不想让她难受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”。

法庭教育阶段，我告诉小鑫，法律惩罚的不是想要保护妈妈的你，是用错误方法解决问题的你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法律也想帮你找到不偷也能解决问题的路。

庭审结束后，小鑫被法警带离时突然转身，红着眼眶说：“法官，谢谢您，也谢谢政府，我以后真的不偷了”。

后来我们了解到，小鑫母亲申请的医疗补助已通过绿色通道发放，社区同意安排他参与公益岗位培训。

这场让我“失望”的庭审，最终成了转折的起点。小鑫的眼泪和眼里的光让我明白：对再犯的未成年人，最有力的法庭教育不是训诫，而是让他知道，我记得你曾经的迷茫，也相信你有变好的可能。司法的意义，不仅是惩罚过去的错误，更是为未来的选择铺一条更光明的路。

他或许还会跌倒，但这一次，他学会了抬头看路。

【故事三】一个“失去”爱的孩子

前年冬天，我审理了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，90后夫妻小陈和小吴（均为化名），结婚三年，育有一个两岁儿子。案情并不复杂，两人因性格不合、生活琐事频繁争吵，都认为“过不下去了”，起诉离婚时唯一的分歧在于孩子跟谁。

开庭那天，小陈说自己工作稳定但经常加班，没时间带孩子。小吴说自己没有收入且精力有限，双方均拒绝抚养孩子。

庭审结束，我宣布闭庭，在法槌落下的那一刻，小吴与小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双双跑出法庭，留下了两岁的孩子惶恐的站在法庭的中央，嘴里含糊地喊着“妈妈…爸爸…”

那一刻，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。一个两岁的孩子，本该在父母怀里撒娇，却因为大人的自私与逃避，被孤零零地留在冰冷的法庭里。他或许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突然不见了，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被“丢下”，只感受到巨大的不安与恐惧。

“别怕，宝贝。”我蹲下来，轻轻抱住他，用纸巾擦掉他脸上的眼泪，“爸爸妈妈暂时有点事，法官妈妈在这里陪你。”他怯生生地靠在我怀里，小手攥着我的法袍袖口，抽噎着说：“我要妈妈。”

随后的时间里，我们临时当起了法官妈妈，书记员去买了热牛奶和面包，法警阿姨坐在调解室的沙发上，轻声哄他：“爸爸妈妈只是有事情要处理，很快就会回来接你。”

安抚好孩子后，我立刻向主管领导汇报，一边联系公安部门，确保孩子的人身安全。一边对接民政部门，了解临时监护的流程。同时通过电话反复联系小陈和小吴，最后一次通话中我说“孩子现在一个人在法庭，哭得很厉害，需要你们马上回来”时，两人的声音明显弱了下来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我们组织了四次调解。我告诉小陈和小吴：“你们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，但不能以牺牲孩子的安全为代价。法律明确规定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、教育和保护的义务，如果继续推诿，法院可能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判决，甚至对拒绝履行抚养义务的一方采取强制措施。”

最终，经调解，由小吴抚养孩子，小陈每月按时给付抚养费。这个故事让我始终难忘，当父母为了“更好的生活”抛弃孩子时，司法不能只是冰冷地判决，而要成为孩子最后的保护伞。那个在法庭里惶恐无助的小身影，时刻提醒着我，少年家事审判的意义，不仅是处理纠纷，更是守护每一个孩子被爱的权利。

结语：弯路是成长的注脚，司法是归途的灯塔

这些年，我在少年审判庭的方寸之间，见证过太多“弯路”，有的孩子因冲动触法，在法庭上悔恨落泪；有的孩子被家庭遗忘，在角落里惶恐张望；有的孩子困在偏见里，用沉默对抗世界。他们像一面棱镜，折射出青春期的迷惘、家庭的裂痕、社会的疏漏，也映照出我作为法官的成长轨迹。我也曾走过弯路：从最初执着于法条阐释的刻板，到学会蹲下来倾听的柔软；从急于给出答案的急切，到懂得先问为什么的耐心；从机械依法裁判的局限，到探索守护希望的深耕。每一次认知的转弯，都是对少年审判本质更深刻的回归，它不仅是法律的刚性约束，更是用司法温度缝合伤痕、用专业智慧重塑信任、用持久关怀点亮归途的过程。

孩子们，人生很长，不是所有的道路都笔直坦途。少年审判的意义，正是为这些“弯路”标注温暖的坐标。它不仅是法庭上的法理辨析，更是法庭外的促膝长谈；不仅是法律条文的精准适用，更是对为什么走偏的溯源治愈；不仅是对错误行为的矫正，更是对未来可能的唤醒。我们见过太多“问题少年”在正确引导下蜕变，有的在职高课堂重拾自信，有的在社区服务中学会担当，有的在亲子修复中理解爱的重量。这些故事印证着一个真理：当司法守护住尊严与希望，每个迷途的孩子都能在反思中重生，在关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。少年审判不是审判“错误”，而是守护“希望”；不是定义“终点”，而是点亮“征程”。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弯路后遇见更辽阔的光明，愿每颗青春的心都能在司法的土壤里，绽放出向阳而生的力量。

 

撰稿：赵薇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