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众哲学》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、教育家艾思奇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的一本哲学普及读物。在不少人的印象里，哲学高深、抽象，晦涩难懂，而《大众哲学》这本书，第一次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（辩证唯物主义）用极其通俗、生动的语言和贴近生活的例子进行了系统阐述，真正做到了让哲学从书斋里走出来，成为“大众的哲学”。

这本书具有四个突出特点：一是鲜明的时代性与现实关怀，该书写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前夕，其目的非常明确，为迷茫的中国人，尤其是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青年，提供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二是极致的通俗化与大众化语言，书中大量使用读者熟悉的例子，例如看电影、谈恋爱、买东西等，来解释矛盾统一、质量互变等抽象规律，让哲学原理变得可知可感。三是系统性的内容结构，唯心论与唯物论澄清了哲学的基本问题，即“思想与存在”的关系。辩证唯物主义重点阐述世界的物质性、物质与意识的关系。认识论详细讲解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，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。唯物辩证法系统地介绍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——对立统一规律、质量互变规律、否定之否定规律。四是强烈的实践性和战斗性，艾思奇反复强调，学哲学不是为了空谈，而是为了“改变世界”。他号召读者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现象、看清时代潮流、指导实际行动。

哲学，特别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，恰恰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，司法工作更是如此。

第一点启发是：哲学，是我们司法工作的“压舱石”

这本书开篇就讲了一个最根本的道理：世界是物质的，物质决定意识。这句话放到我们法院工作中，就是“事实是第一性的，裁判是第二性的”。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，它的哲学根基就在这里。案件的客观事实，就像一座山，它就在那里，不因原告的愤怒而“增高”，也不因被告的辩解而“变矮”。我们的全部工作，就是通过严谨的证据规则和庭审程序，去无限地接近这座“山”的本来面貌。

《大众哲学》告诉我们，坚持唯物主义，就是要在工作中时刻警惕“先入为主”和“主观臆断”。有时候案子一多，经验主义容易抬头，一看案由，可能心里就有个初步判断。但这本书提醒我们，必须永远把客观证据摆在第一位，让案件的判决扎根于确凿的事实土壤之中，这样才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。这块“压舱石”，保证了我们司法航船的正确方向。

第二点启发是：辩证法，是我们破解难题的“金钥匙”

咱们工作中最常遇到的是什么？是矛盾。原告和被告是对立，罪与非罪是矛盾，量刑的轻重是矛盾。而《大众哲学》里讲的辩证法，就是专门教我们如何认识和分析矛盾。它告诉我们，不能孤立、静止、片面地看问题。比如，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，背后可能连着两个家庭的恩怨，甚至反映出本地的借贷习惯。我们不能就案办案，还要考虑判决后的社会效果，是不是真的能“案结事了”。

它又告诉我们，要抓住主要矛盾。一个复杂的案件，争议焦点可能很多，但核心往往就一两个。用矛盾分析的方法，我们能更快地切中肯綮，提高审判效率。比如处理一个合同纠纷，首要的是确定合同效力问题，这就是主要矛盾。它更启发我们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。法律是相对稳定的，但社会是飞速发展的。面对“短视频侵权”“AI生成物归属”这些新类型案件，我们就不能抱着老皇历不变。我们的裁判，不仅要解决当下的纠纷，更要对未来的社会行为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着的实践。掌握了辩证思维这把“金钥匙”，我们面对复杂疑难案件时，心里就更有底了，思路也就更清晰了。

第三点，也是我感触最深的一点：实践，是检验我们工作好坏的“试金石”

《大众哲学》特别强调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这对我们来说，太有指导意义了。我们的司法能力从哪里来？不是从书本上凭空来的，而是在一个个庭审、一次次调解、一份份文书的打磨中练出来的。这就是“实践出真知”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是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。

“感受到”这三个字，关键就在“实践”和“感受”上。判决书写得再文采斐然，如果当事人看不懂、不理解；程序走得再完美，如果正义来得太迟，那人民群众的“感受”就会大打折扣。所以，这本书让我们深刻认识到：我们的脚要踩在实践的土地上——要多深入基层，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去释法说理。我们的眼要盯着实践的效果——要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，特别是在执行工作中，要穷尽措施，让判决书上的权利真正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正义。我们的心要向着实践的评判者——人民，要通过司法公开等各种方式，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，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。

《大众哲学》让我更加坚信，我们手中落下的法槌，不仅为案件画上句号，更是对客观事实的敬畏、对社会矛盾的疏导，也是对公平正义的践行。正因如此，这份工作的意义才显得格外深沉。这本书为我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思维淬炼，让我学会站在更高的视角，审视并热爱我们所从事的司法事业。

撰稿：辛偲榕